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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發起人之一比爾·蓋茨與梅琳達·蓋茨發布2020年信:放手一搏

:2020/02/11


蓋茨基金會
蓋茨基金會

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帐号,用于信息发布以及与关注公益慈善的伙伴们互动。蓋茨基金會秉承“所有生命价值平等”的理念,与合作伙伴们一起应对人类在健康与发展领域的挑战,致力于帮助人们实现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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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年信發布之際,我們正在經曆一場重大的公共衛生挑戰——新冠肺炎疫情。爲了應對這一挑戰,基金會的工作人員正在與中國和世界各地的合作夥伴密切合作,遏制疫情蔓延,幫助各國保護最脆弱的人群,並從長遠利益出發加強創新工具研發和系統建設。


我們深信,大膽的創新和有力的全球合作能讓我們更沈著地應對全球健康挑戰。因此,我們一方面通過快速靈活的資金投放,幫助多邊機構和國家級公共衛生部門加快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的發現、隔離和治療,以阻斷傳播、控制疫情;另一方面,我們還支持中國公共和私營部門的研發夥伴以及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CEPI)等全球合作夥伴,開發疫苗、治療和診斷工具,從長遠角度應對疫情。我們希望創新的進展能盡快服務于需要的人群。


正如蓋茨在年信中所說,我們會“一如既往地支持那些倡導者、研究人員、政府領袖,還有那些奮鬥在一線的工作者們,他們的努力讓更多地方的人過上健康且富有成效的生活成爲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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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我们创办蓋茨基金會时,9·11事件尚未发生,全球经济还没有大规模衰退,社交媒体也仍待兴起,当今的世界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無論當時還是現在,世界上都有很多值得關注的問題,針對其中任何一個進行投資都有充分的理由。我們很早就知道,會把從微軟獲得的大部分財富捐贈出來,用于改善他人的生活。挑戰在于,怎樣才能以一種有意義且影響力大的方式進行回饋。


在寻找合适的慈善方向过程中,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与专家们交流,并阅读了大量报告。过程中我们认识到,需要把更多的关注放在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身上,满足他们的需要。蓋茨基金會的核心理念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二十年过后,尽管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这仍是驱动我们工作的首要原则。


隨著我們邁入新的十年,世界依然充斥著許多動蕩和不確定。然而,即使處在這樣一個挑戰重重的時刻——其實也恰好是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更需要一如既往地支持那些倡導者、研究人員、政府領袖,還有那些奮鬥在一線的工作者們,他們的努力讓更多地方的人過上健康且富有成效的生活成爲可能。


过去二十年里,蓋茨基金會一直重点关注改善全球健康和提升美国的公共教育体系,因为健康和教育是实现一个更健康、更美好、更平等的世界的关键。


疾病既是不平等的症狀,也是不平等的原因,而公共教育是推動平等的動力。


我們很清楚慈善事業不會——也不應該——代替政府或私營板塊的角色。不過我們確信,慈善事業能在推動社會進步上能發揮其獨特的作用。


在最好的情況下,慈善可以承擔政府無法承擔和企業不願承擔的風險。政府需要將大多數資源集中在那些已被證實有效的解決方案上,企業對股東負有受托責任,而像我們這樣的基金會則擁有一定的自由,可以去嘗試那些他們不會嘗試的想法,其中有些或許會帶來突破。


我们的挚友沃伦·巴菲特对此有个生动的说法。他一直都给我们很多绝佳的建议。当他把大部分财富捐赠给蓋茨基金會,并加入我们共同开展慈善工作时,他鼓励我们“竭尽全力,放手一搏(swing for the fences)”。

當你放手一搏時,你會用上全身所有的力氣,將球打向最遠的地方。雖然你知道球棒拍可能會揮空、完全碰不到球——然而一旦碰到了球,回報將十分豐厚。



這也是我們對于慈善事業的想法。我們不能僅僅追求一點一滴的進步,而是要將我們全部的力量和所有的資源傾注于那些一旦成功,便能拯救生命、改善生活的大賭注。


需要清楚的是,我們所承擔的風險和那些推動世界進步的真正的英雄們時刻面臨的風險不可相提並論,譬如深入戰區爲孩子們接種疫苗的醫療工作者們,志願前往那些最具挑戰性的學校工作的老師們,在全球最貧困的地區挺身而出、反抗壓迫她們的陳規陋俗與傳統觀念的女性們。他們所做的事情需要個人犧牲,而我們不需要——我們要做的是去支持和尊敬他們和她們,希望我們的創新有朝一日能讓他們和她們的生活更加輕松、更有尊嚴。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蓋茨基金會总共捐赠了 538 亿美元。总的来说,我们为取得的成果感到激动。但是,我们所花出去的每一元钱是否都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呢?也不尽然。我们失望过、挫败过、也意外过。但我们相信,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开诚布公都非常重要,分享我们的经验教训也很重要。




在今年的年信中,我們會談到我們在健康和教育領域的工作,以及我們所承擔的風險如何爲未來的進步奠定基礎。我們也會分享後來才成爲工作重點的另外兩個議題——氣候危機與性別平等——以及它們將如何影響我們未來二十年的工作。


我們最初開始慈善事業時開展的幾項投資,都旨在減少全球健康領域的不平等現象。因此,這封信就從這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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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公开信 | 比爾和梅琳達·盖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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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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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琳達最初開展全球健康領域的工作時,我們震驚地發現,在美國等發達國家早就因爲廣泛使用疫苗而得以預防的許多疾病,仍然在導致低收入國家的大量兒童死亡。這令我們深刻意識到,貧窮與疾病息息相關。


市場和政府都無法獨自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從中看到了慈善資金發揮作用的機會。


我們與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作,共同創立了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Gavi號召各國政府與其他機構,共同籌措資金購買疫苗,並將這些疫苗提供給低收入國家的兒童。





比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世界先後創辦了一系列國際組織,希望國際社會在經濟和軍事等方面增進合作,包括聯合國(UN)、世界衛生組織(WHO)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等等。Gavi也是爲了推動類似性質的合作,目的是爲了讓更多的兒童獲得疫苗。


我們當時並不確定能取得哪些效果。多虧了微軟的經曆,讓我了解創立一個新組織要承擔的風險。誠然,這和我們爲Gavi承擔的風險是不一樣的——我們不是爲了推出新産品來吸引客戶,而是要向世界證明,建立一個疫苗的國際合作夥伴關系不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如果我們失敗,政府或其他資助方或許會就此止步,不再投資類似的項目。


我們當時面臨的問題很多。我們能否籌措足夠的資金,說服制造商以發展中國家負擔得起的價格提供疫苗?就算我們籌集到了,又能否說服各國政府承擔起這個艱巨的任務,爲兒童接種這些新的、尚未被充分使用的疫苗呢?









对于这两个问题,如今都可以响亮地回答:“能”。到 2019 年,Gavi已经为超过 7.6 亿名儿童接种疫苗,避免了1300万儿童的死亡。它也成功地将更多的疫苗和物资,以更低廉的价格引入市场。举个例子,一剂可以预防五种致命感染的五联疫苗(pentavalent vaccine)过去的价格是 3.65 美元,現在不到一美元。

梅琳達如今,全世界86%的兒童可獲得基本的免疫接種,這個數字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要高。


但是,要覆盖剩下的14%,要比实现这 86%的过程难得多。这14%的孩子,是世界上边缘化程度最严重的群体之一。


他們中有些生活在基礎設施極爲薄弱的國家,頻繁的沖突使得醫療系統無法正常運轉。還有些住在偏遠的農村地區。最讓人感到無力的是,有些孩子距離醫療機構僅有幾百米的距離,但醫療體系卻無視他們的存在(想象一下那些住在內羅畢或裏約熱內盧人滿爲患的貧民區裏的新移民的孩子)。Gavi現在正在加強與多個國家的合作,用更有針對性的手段,爲特定地區無法接種疫苗的孩子提供幫助。


Gavi正在爲下一個五年的工作籌集資金,我們希望能激勵更多的資助方共同參與,進一步推廣這個成功案例,從而惠及所有兒童。更多的資金能讓Gavi拯救更多生命。我們認爲,對Gavi的大力投入是我們迄今爲止做過的最好的決策之一——我們爲這項投資所帶來的回報感到振奮。


比爾我們在疫苗上的工作,與我們從一開始就密切參與的另外一項工作有共通之處,也就是艾滋病。


在基金会成立之初,富裕国家的艾滋病死亡率因为新医疗措施的出现终于开始下降。但就像疫苗一样,在高收入国家挽救生命的医疗工具无法在低收入国家得到普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新感染人口数量当时仍在激增。我记得曾在《新聞周刊》(Newsweek)上读过一篇可怕的文章,说艾滋病病毒能让整整一代的孩子变成孤儿。


为了应对艾滋病的不断扩散,以及另外两大疾病杀手,我们在 2002 年资助成立了一个新组织——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简称全球基金)。全球基金与Gavi有着相似的目标:向低收入国家引入能够挽救生命的药品、技术和项目。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个组织也承担着类似的风险。




但和Gavi一樣,全球基金同樣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仅仅在 2018 年,在項目實施的國家中就有将近 1900 万人获得抗艾滋病毒治疗。


全球基金创立之后,我们了解到全球范围内有很多将创新科技用于最有需求地方的计划。于是,在支持全球基金的同时,蓋茨基金會还投资支持了一系列新工具的开发。


一開始,我們將很多資源投入到需要每天堅持使用的艾滋病預防手段。出于各種原因,這項工作沒有達到我們預期的成果。


例如,我們曾經看好可以預防感染的陰道凝膠,但事實證明它並不能有效阻止疾病傳播。现在虽然有了一种每天口服的预防药物,只要连续不间断服用,预防有效性可达 99%,但这款药物在中低收入国家的推广并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所以对当地艾滋病防控的效果有限。当地的卫生项目还在努力寻找方法来推广这种需要每天口服的药物,让它既有吸引力,又能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現在我們關注長效的預防措施。想象一下,不再需要每天服藥,而是每隔一個月打一次針,或者在胳膊上做一次皮下埋植,甚至一針疫苗就可以完全消除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風險。


蓋茨基金會也在关注长效的治疗方案。多亏了重大的研究进展,现在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接受治疗,就能和未感染人群达到相同的预期寿命。但正如目前的预防措施一样,(这类治疗方案也)需要每天坚持用药。我们正在寻找新型治疗方案,以降低用药频率,希望能够将用药间隔延长到一年。


即使這些長效治療方案得以實現,我們依然需要克服很多挑戰,才能真正扭轉疫情。

▲古古列圖社區衛生所的工作人員向我們介紹他們在南非開普敦見到的艾滋病和結核病患者情況。


梅琳達2003年,我們訪問了一家位于博茨瓦納的艾滋病診所,那裏是當時非洲大陸上最大的艾滋病診所之一。那次訪問讓我們深刻認識到這個疾病背後的社會結構因素。


一位荷蘭醫生告訴我們,他和妻子曾在家裏雇了博茨瓦納當地的一個婦女。有一天,這位女性告訴他們,自己要回村裏一趟,然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這對夫婦擔心不已,前去找她,結果得知她因爲艾滋病去世了。


令他們震驚的並不是她患有艾滋病,而是她生前從未尋求治療——哪怕她就在診所裏工作,哪怕她本可以擁有最好的醫療救治。那種被艾滋病所籠罩的恥辱感是毀滅性的,甚至可以致人于死地。


我們一直記得這個故事。它讓我們認識到這個疾病的複雜性,也讓我們的行動變得更爲清晰。


事實是,在與艾滋病的抗爭中,僅靠醫學幹預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還需要關注感染者們真正關心的事有哪些,是什麽在阻止他們尋求預防和治療手段,以及那些在臨床試驗中行之有效的治療手段爲什麽沒法在日常生活中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例如,就我們所知,在非洲南部與東部的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青春期少女和年輕女性所占比例相當高。這背後的原因有貧窮、有暴力、也有性別約束。


盡管我們認爲已經很了解這些女孩,但依然有很多是我們不了解的。我們能從自己的角度看待她們的生活,但無法設身處地從她們的角度出發,掌握足夠的數據。這令我們很難找到適合他們的有效方法——不論是醫學上的,還是其它方面的。


幸運的是,相關研究正在迎頭趕上。去年十月,我在約翰內斯堡見到一位基金會的合作夥伴,他們的工作就是填補這部分的數據缺口,讓青春期少女和年輕女性一起參與進來,共同制定能夠更好地滿足她們需求的治療與預防方案。


蓋茨基金會也与一个美国政府支持的项目合作,项目名为 DREAMS ,是“坚定、韧性、赋权、无艾滋、有指导且安全”这些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缩写。正如这个名字的寓意,这个项目从更广泛的角度切入艾滋病预防工作。它关注的领域还包括金融扫盲、创业、消除性别暴力——这些都能帮助妇女和女孩们过上健康向上、无艾滋病的生活。


過去的二十年裏,科技在攻克艾滋病問題上取得了難以置信的成就。世界對于如何運用新科技的理解也在不斷進步,這至關重要。


比爾全球健康一直是蓋茨基金會所关注的核心领域。气候变化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更易患病,这份工作在未来只会愈发重要。(稍后我会在信中就此再进行补充说明。)


除了在疫苗和艾滋病方面的投資外,我們還將繼續支持瘧疾、結核病和脊髓灰質炎等其他傳染病防控取得進展(其中,關于脊髓灰質炎的工作主要通過與全球根除脊髓灰質炎行動GPEI的夥伴關系來開展)。我們也會繼續資助自主計劃生育、孕産婦和新生兒健康方面的新嘗試,並探索預防營養不良的新方法。


我們之所以做這些,是因爲健康改善對于脫離貧困至關重要。只有人們健康了,他們的生活才能得到改善,這個世界才會最終變得更美好,更公平。_




2020年度公开信 | 比爾和梅琳達·盖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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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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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琳達比爾和我一直很明确,基金会在美国主要关注基础教育(K-12)和高等教育。在美國想要獲得成功,就像一個複雜的方程運算,裏面有太多的變量需要考慮,包括種族、性別、出生地、父母的收入水平,等等。而教育,是這個方程中極其重要的因素。


我們二人都曾在一流的學校上學,也明白這爲我們帶來了更多的機遇。我們也知道,有數百萬的美國人——尤其是來自低收入家庭和有色人種的學生——無法得到相同的機會。


专家们当然能以更严谨的方式来描述这个现实。2001年,我曾与教育家黛布拉·迈耶(Deborah Meier)会面,她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她的著作《思想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ir Ideas)令我理解了,公立学校不仅仅是重要的社会平衡器,更是振兴民主的推动力。她写道,民主需要每个公民的平等参与。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的公立学校不能让学生做好充分参与公共生活的准备,他们也无法服务好我们的国家。


這段話時常令我深思。它著實令我意識到這份工作是何等重要。


如果在二十年前被問起,我們會說全球健康是基金會做的最冒險的工作,而美國教育是我們最可靠的選擇。實際上,這二者的結果恰恰相反。


在全球健康方面,有許多證據表明世界走上了正軌,比如兒童死亡率的大幅降低。反觀美國教育,目前尚未達到我們的最低期望。現狀對美國學生來說依然不樂觀。


试想一下:美国小学平均每个班有 21 名学生。目前他们中能有 18 名从高中学业,取得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历证明(和 2000 年相比,已有显著的进步),但在这 18 名毕业生中,只有 13 名会在高中毕业一年内接受高等教育。未来 6 年中,只有 7 位会顺利结束四年的大学学习,获得学位。




当你把种族因素加进来后,情况就更糟了。如果这个班的所有学生都是拉丁裔,那么 6 年中只有 6 名学生会完成 4 年大学教育。如果都是非洲裔学生的话,这个数字只有 4。


進步比我們希望的更難,但這不代表我們可以因此放棄。恰恰相反,我們相信,如果我們沒有拼盡全力幫助學生們發揮最大潛能,那麽面臨的風險將會更大。


我们当然知道,很多人质疑亿万富翁慈善家是否适合引领教育革新或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坦白说,我们也有同样的质疑。然而比爾和我一直清楚,我们不是要自己产生想法,而是支持那些在教育领域工作多年的人们进行创新,他们包括教师、管理人员、研究人员以及社区领袖。


但棘手的是,即便同樣是在教育領域工作的人,也很難對哪些方法行之有效、哪些無效,得出一致的結論。


在全球健康領域,我們知道只要孩子打了麻疹疫苗,他們就會對麻疹免疫,這就意味著更高的生存率。但目前對于教育的因果關系尚無共識。特許學校是好是壞?在校時間應該縮短還是延長?哪個關于分數的教案更好?教育工作者們也無法給出確鑿的答案,從而明確哪一種是最佳實踐。


同樣難以證明的是,任何一個單一舉措能改變一切。一個孩子上到高中至少需要13年,這其中有數百位老師、教育管理人員以及當地、州和聯邦的政策制定者的參與。這是一個緩慢累積的過程,如果要最終改變結果,需要在中間的不同階段進行幹預。


即便如此,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进步的迹象。例如我们帮助对课程进行改进,对于防止辍学有了一些心得,并且更加深刻地理解什么能造就一位伟大的老师、又是什么能让一个优秀的老师变得更好。(比爾之后会阐述更多值得乐观的原因。)



我们也为“盖茨千年学者计划”(Gates Millennium Scholars Program)感到骄傲,它先后为两万名有色人种学生提供了大学全额奖学金。我们曾有机会和其中一些奖学金获得者会面,这些场合总是令人感动,其中一位叫凯拉·凯利(Kaira Kelly)的同学跟我说,在接受盖茨千年奖学金之前,她“ 从未梦想过能上大学”。我见到她时,她正在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踌躇满志地计划着未来通过工作来回报我们对她的投资。?


盡管蓋茨千年獎學金爲這兩萬名學生的生活帶來了巨大改變,但在獎學金啓動後的十六年中,有數以千萬計的學生從公立學校畢業。這意味著我們只接觸到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我們的目標是爲所有美國學生帶來巨大的改變,于是我們將大部分工作從獎學金轉移到了那些可以影響到更多學生的地方。


看著像凱拉·凱利這樣的年輕女性得以發掘自己的潛力,是一種無與倫比的感受。這也進一步鞏固了我們對于支持公立學校系統的承諾,保證每一位學生擁有相同的機會。


比爾我們應該如何向學生提供學習和自身發展所需的工具呢?我們在開展教育工作初期就發現,若要學生真正掌握每一年所學的知識,需要清晰且一致的標准。


我们对一套名为“共同核心(Common Core)”的课程标准体系下了大赌注。在这套课程标准发布的两年内,各个州都纷纷予以采纳。但我们很快就发现,仅仅采纳标准是不够的,这点其实我们早该预料到。我们原本以为在各州施行新标准后,市场会作出反应,开发与新标准相一致的教辅材料。但现实是这一情况并未发生,于是我们开始寻找激励市场的方法。


一些老师告诉我们,他们无从得知哪些教材是符合新标准的,于是我们的基金会支持了一家名为 EdReports 的非营利组织,为教辅材料编撰所谓的《消费者报告》。现在,每位教师都可以去上面查看某本教科书的质量如何,以及是否符合新标准。学校也会依据这些评价,来采购更适合学生的教材。相应地,教材出版商也开始出版更多、更好的教材。


除了教科書,我們還需要其它方法來幫助教師和學生。例如,很多老師無法獲取相應的資源來達到對他們的新預期。于是我們找各種機會爲他們提供培訓,幫助他們調整原有的教學方法。


經過二十年的努力,我們在教育領域學到的經驗就是,想要大規模推廣這些解決方案十分困難。我們在教育上的早期工作有很多已經觸及天花板。一旦這些項目觸及十萬量級的學生後,我們便無法繼續取得預期的效果了。


我們清楚地認識到,擴大教育項目的影響力不是將同樣的手段複制到每一個人身上,而是需要根據師生的具體訴求進行量身定制。


我们已经将基础教育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支持由一些学校网络针对本地情况开发的特定解决方案上。我们希望这些“学校改进网络” (Networks for School Improvement)可以帮助更多的非洲裔、拉丁裔和低收入家庭学生顺利从高中毕业,并继续接受大学教育。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向30 个学校网络资助 2.4 亿美元,它们中很多(并非全部)都是按地域划分的。每一个网络内包含8 到 20 所学校,专门针对它们自己选择的目标,例如帮助落后的新生跟上进度,得以顺利毕业。


高中的第一年至關重要。一名挂科不超過一次的新生,其順利畢業的概率是多次挂科的學生的四倍。以這種方式判斷學生能否順利畢業,比用種族、財富甚至考試分數更加具備預測性。


2018 年,我参观了芝加哥的北格兰德中学。这所学校的学生通常来自充满暴力、饥饿和其他问题的社区。这所学校曾被评为芝加哥最差的学校之一。

▲比爾与芝加哥北格兰德中学的学生会面。


後來北格蘭德中學加入了“學校改進網絡”,並從網絡內其它學校獲取數據與經驗,改變了針對九年級學生的教學方式。


如果你是九年級新生,在你入學的第一天,就有一名老師幫你培養組織能力,制定大學計劃,並教你如何使用學校電腦寫作業。你每天都可以用校內網絡系統查看分數。每五周會有一名輔導老師和你坐下來聊聊,了解你最近的情況,告訴你該去哪些地方尋求幫助。





這個方法奏效了。到2018年,95%的北格蘭德新生都處在順利畢業的“正軌”上,而該校也被評爲市內最好的學校之一。網絡內的很多學校都在實行類似的規劃,並取得了相似的進展。


我們希望創造學校之間相互溝通學習的機會,而非尋找一刀切的解決方案。適用于北格蘭德高中的方法並不適用于所有學校。其他網絡內的其他學校也要分享他們的成功經驗,這非常重要。


梅琳達过去二十年里,我们不断加强继续推动全球健康和公共教育的承诺,同时我们也对另外两个问题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于比爾,是气候变化。于我,是性別平等。


放眼未來二十年,我們也將在這兩個議題上放手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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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公开信 | 比爾和梅琳達·盖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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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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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爾成立基金会以后,梅琳達和我开始定期前往低收入国家,和那里的人们见面,直接了解我们正在参与的议题。我们去过莫桑比克的一些偏僻村落,比如曼希萨,以了解疟疾的情况。我们也去过尼日利亚的拉各斯等城市,和当地领导人就艾滋病危机进行交流。


雖然我們每次去都是爲了了解健康情況,但我的注意力並不總是僅僅在疾病上。我在多次的訪問中都注意到一個問題:當地存在嚴重的電力短缺。每當太陽落山後,整個村莊都會陷入黑暗。我記得在拉各斯沒有路燈的街道上,人們在舊油桶裏點起火,在旁邊圍成一團。當時我就想,我們應該做點什麽。

▲在尼日利亞的拉各斯,人們在火邊圍成一團。


那一刻我並沒有意識到,這會成爲我開始氣候變化工作的開端。


我们观察到的这一现象就是所谓的“能源贫困”,是全世界 8.6 亿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现代社会建立于电力系统之上。没有电,你就会陷入黑暗。于是我开始和专家们讨论这个问题以及我们能做的事。




兩個事實迅速浮出水面。首先,如果每個人都能獲得穩定可靠的電力供應,那麽世界將會變得更加富裕、健康、公平。其次,我們需要找到一種方法,在不加劇氣候變化的前提下實現這一目標。


那是將近十四年前的事了。從那時起,我花了大量的時間和資源來探索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和幫助人們適應氣候變化的新思路。


沃伦?巴菲特在多年前鼓励梅琳達和我放手一搏时,他指的是基金会当时所关注的领域,并非气候变化。但是他的建议在这里同样适用。如果不下大的赌注,世界就不可能解决气候变化这样的难题。


爲了應對氣候變化,全世界需要進行前所未有的通力合作,每個經濟部門都要進行空前規模的創新,太陽能和風能等清潔能源需要得到廣泛推廣,我們也需要齊心協力地幫助受全球變暖影響最嚴重的人們。只有在我們決定了要做什麽,以及怎麽做之後,這一切才能發生。


換句話說,我們需要一個行動計劃。


好消息是,我们已经踌躇满志、目标明确。一系列围绕气候问题的大胆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明,其中包括去年秋天的气候罢工运动。至于目标,我们需要感谢《巴黎协定》,感谢所有大胆承诺到2050 年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的国家、城市和地区。


那麽,爲了實現零排放,應該做出怎樣的計劃呢?答案和我們要解決的問題一樣複雜。但簡單來說就是兩件事:減緩和適應。


減緩指的是降低溫室氣體排放。要實現這一目標,既需要進一步推廣現有的解決方案,也需要大量的創新,來創造並推廣我們亟需的前沿技術。


當人們談論解決氣候變化問題時,通常會把關注點放在減排上——這當然是件好事!每個經濟部門都需要零排放的替代方案,然而很多行業並不具備。目前,減緩氣候變化是我們需要應對的最大挑戰。看到有這麽多的資源投入到實現零排放上,真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我也希望在這個領域的創新有助于爲更多人提供電力)。


但減緩氣候變化並不是解決問題的全部,我們還需要適應氣候變化。




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受到了氣候變暖的影響。未來,這些影響只會越來越嚴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全球最貧困的人口對氣候變化的“貢獻”最小,但受到的傷害卻最大。


受打击最严重的是那些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农民,他们依靠种植粮食来养家糊口,本来就在生存边缘挣扎。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抵挡更多的旱灾、洪灾、牲畜瘟疫,或摧毁庄稼的新虫害。若全球气温上升4 摄氏度,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的作物耕作期会至少缩短 20%,这还只是平均值。在严重干旱的地区,适合耕作的时间会变得更短。


結果就是糧食進一步減少,對那些自給自足的農民和其他依靠售糧爲生的人皆是如此。更多的孩子將遭受營養不良的折磨,貧富差距的鴻溝將會進一步加深。

▲像這位婦女一樣的小農戶將是受氣候變化打擊最嚴重的人群。








全球气候适应委员会(我是这个机构的联席主席)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总结了政府在未来几十年内可以采取的支持农民的措施。我也希望蓋茨基金會在农业方面的工作能发挥关键作用,帮助农民抵御气候变化。十年前,我們開始資助關于耐旱澇農作物品種的研究,例如玉米和水稻。這些新品種已經在幫助非洲和印度部分地區的農民收獲更多糧食。未來還會出現越來越多適應不同地區氣候的作物品種。


但即使我們能夠提高糧食産量,氣候變化也會令很多人更難獲得所需的營養,從而導致他們更容易受到疾病的侵擾。


要幫助貧困國家的人們適應氣候變化,最好的辦法是確保他們足夠健康,能在氣候變化中生存下來。我們要降低營養不良兒童的數量,同時提高營養不良人群的生存幾率。這意味著要確保人們不僅可以獲得所需的營養,還能獲得疫苗、藥物、診斷等證實有效的幹預措施。



像Gavi和全球基金這樣的組織能提升最脆弱地區的健康水平,從而發揮關鍵的作用。如果我們想要預防氣候災難,僅僅針對氣候的幹預措施和解決方案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考慮氣候變化帶來的間接影響,譬如全球變暖將如何影響全球健康。


氣候變化是全球面臨的最艱難的挑戰之一。但我相信,如果我們現在就采取措施減少碳排放、尋找適應全球變暖的方案,氣候災難是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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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公开信 | 比爾和梅琳達·盖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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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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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琳達除了基金會成立二十周年,我最近也常常在想今年的另一個裏程碑:北京世界婦女大會二十五周年。(如果你不記得這個會議的名字,你也許聽說過希拉裏·克林頓在會上發表的著名宣言:“人權即是婦女的權利,婦女的權利即是人權。”)


我记得当时读到有关大会的报道时,感觉世界已经为争取女性权益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但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明白如何将性別平等融入我自己的工作中。


比爾和我创办基金会以后,我开始拜访世界上一些最贫困地区的女性。我在自己的书《提升的时刻》(暂译名,The Moment of Lift)中有很多相关描述,因为对我来说,这些行程改变了一切。


我曾遇到一位女士,她要我把她剛出生的孩子帶回家,因爲她實在無法負擔撫養孩子的費用。我在泰國見過的性工作者讓我明白,如果我出生在她們的環境裏,也會和她們一樣,爲了養家糊口什麽都願意做。我在埃塞俄比亞見過的一名社區健康志願者告訴我,有一次她爲了躲避丈夫的家庭暴力,在一個地洞裏過了一整夜,在她十歲那年。


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代表了数百万有类似遭遇的女性。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除非我们采取行动,否则这些故事将会不断重演。如果说世界从过去这 25 年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这些问题不会凭空消失。


數據明確地顯示:不管你出生在這個世界的哪個角落,只要你是女孩,你的人生將更加艱難。


在发展中国家,男孩和女孩的生活从青春期就开始急剧分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女孩平均受教育年限比男孩少两年。在发展中国家,五分之一的女孩会在 18 岁之前结婚,即便在家庭内部也无法享有平等的权力。




相对而言,在高收入国家,性别不平等在职场上表现最为明显。尽管美国女性获得本科和研究生学位的比例高于男性,但她们往往集中于某些特定的专业,因此获得的工作薪酬也相对较低。男性成为高管的可能性比同龄女性高出 70%。有色人种女性的情况只会更糟,她们受到了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双重排斥。


女性追求平等的进展如此缓慢,原因并不神秘。显而易见的是,尽管活動家、倡导者和女权运动已经做出了种种勇敢的尝试,但世界并没有将性別平等做为一个优先事项来对待。各国领导人并没有为推动真正的变革而在政治和财政上做出必要的承诺。


我希望,当全世界在今年将举办的平等的一代论坛( Generation Equality Forum )上相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 周年时,也能够为性別平等议题激发出空前的能量和关注。但这一次,我们需要确保这些能量与关注转化为切实的行动。





如果我們再次錯失機會,任由聚光燈再次熄滅,我們可能會助長一種危險的言論,即性別不平等是無法避免的。我們需要響亮而清晰地告訴世界,這些問題看起來無法解決是因爲我們從未投入必要的努力去解決它們。


要想讓這次不同于以往,我們需要大膽嘗試新方法,同時撬動三個杠杆來消除不平等。


首先,幫助女性在政府、科技、金融和健康等關鍵部門快速獲得晉升。當更多的女性在關鍵位置上獲得決策權時,就會産生更多惠及所有人的決策。

▲梅琳達参观旧金山的女孩手工坊(Girls Garage)。在那里, 9 到 17 岁的女孩可以学习如何建造和设计自己的项目。


但我们不能止步于自上而下的变革,或只关注某些领域的女性,我们还需要消除所有背景的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障碍。例如,全球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比男性低 27个百分点;或者,我们的经济建立在大量女性无偿劳动的基础上;再或,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女性是性别暴力的受害者,这是世界上最常见的侵犯人权行为之一。这些障碍中的任何一个都会使女性更难实现自己的梦想,将自己的才能与想法贡献给社区。





最后,由于性别不平等触及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任何应对措施都需要有广泛的基础。我们需要审慎地激励广大合作伙伴,共同改变社会的常态与期待。我们不仅需要激励那些已经主导相关讨论的社会活動人士和倡导者,還需要激勵消費者、投資人、宗教領袖、藝人、父親和丈夫。


我承认,当我第一次公开谈论性別平等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冒险。我深知蓋茨基金會在性别议题上参与较晚。我担心自己的意见会与专家相左,也担心自己是否是这个议题合适的发言人。但现在我知道,真正的进步需要我们每个人都站出来发声。


我最早公开发声的议题是自主计划生育。发展中国家中有超过2 亿女性不想怀孕,但却没有现代的避孕用品可用。当女性可以自行决定怀孕时间和生育间隔时,她们就更有可能完成学业、获得收入,并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所需的一切。


除了参与自主计划生育的工作之外,我还带领基金会制定了优先考虑性別平等的战略。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已经投入资金来缩小数据缺口、加强倡导,并支持在经济上赋权女性。


为了提高美国女性的权力与影响力,我成立了一家名为 Pivotal Ventures 的公司。去年十月,我宣布 Pivotal Ventures 将在未来十年中投入十亿美元,加速美国的性別平等进程。我希望这项投资能够声援在这些议题上已经付出多年努力的专家和倡导者,也能激励更多美国和全世界的慈善家做出重要的承诺。


在北京世界妇女大会 25 周年来临之际,是时候让政府领袖、企业高管、慈善家和各行各业的每个人付诸行动,共同实现让世界更加平等的愿望。


我想說的很簡單:平等,時不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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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公开信 | 比爾和梅琳達·盖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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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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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爾的母亲曾在我们的婚礼上说过这样一番话:“资源越多,责任越大。如何看待这些伴随非凡资源而来的巨大责任,将决定你们的一生。”这些话我们一直牢记于心,并在过去20年里一直努力通过我们的基金会去履行这些责任。


剛剛開始慈善工作時,我們對于創新推動進步的力量感到樂觀,並對我們即將踏上的冒險之旅感到興奮——我們希望通過承擔風險來釋放創新的潛力。


二十年後,我們依然樂觀,也依然選擇放手一搏。但現在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到,公平公正地分享創新帶來的成果有多麽重要。如果只有某些地方的某些人因爲創新而獲益,那麽其他人將會因此而更加落後。


作爲慈善家,我們不僅要承擔支持創新的風險,也要和合作夥伴一道,共同面對分配創新成果這一巨大的挑戰。我們相信,進步應該惠及每一個角落的每一個人。


這就是我們在過去二十年中開展這些工作的原因,這也激勵著我們未來繼續前行。


致 谢


我們將這封年信獻給所有爲基金會的工作做出貢獻的人們。


首先我們要感謝基金會的同事們,以及在過去20年中爲基金會辛勤工作的數千名員工們。你們是世界一流的倡導者和專家,你們和全球各地的夥伴們建立了緊密的合作,基金會的成功與這些努力密不可分。我們知道,你們中的很多人先于我們很久就開始這些工作了。我們也相信,很多人會在我們離開後仍然繼續踐行這份工作。能和你們一起工作、向你們學習,我們充滿感激。


我們也要感謝我們的合作夥伴——那些走在進步前沿的政府、機構和個人。我們從你們的洞見與專業知識中獲益良多。你們中許多人所表現出的勇氣一直鼓舞著我們,因爲你們冒著比我們更大的風險,在爲你們的國家和社區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最后,还有一位特别的人不断出现在我们对过去20年的回顾中,这个人就是老比爾·盖茨。没有您,基金会不会取得今天的成果,我们也不会成为现在的我们。依然沿用棒球术语来比喻的话,您是独一无二的、无可超越的(a league of your own)。


本文源自 蓋茨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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