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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故事|ELP張伯駒:敢于真實



张伯驹聊嗨了。回忆往事,他有四五次没忍住热泪盈眶。面对采访,他随性的表达更像是工作之外的闲聊,唯有提到自然之友即将开庭的“常州毒地案”,他才有意识地挺直了背,酝酿着寻找新聞发言人的状态。犹豫片刻后,他还是决定“怎么想就怎么说”。


? ?坦诚、感性、环保行动者、谦虚、文艺青年、音乐、诗歌……在同事、朋友形容张伯驹的这些高频词里,多多少少隐隐约约地关联着自然之友的组织文化。在與自然之友結緣的16年裏,張伯駒參與到很多真實的環境議題裏,形成了他對中國環境問題的理解,並促使他一步一步做出選擇。如今回首,他認爲一以貫之的真誠是自然之友最可貴之處。


? ?初次见面时,他那张用作废的A4纸打印的名片令人印象深刻。这样打印名片的传统,从自然之友创始人梁从诫先生开始一直保持至今。大学毕业刚到自然之友时,给别人递名片,张伯驹会有点不好意思,“感觉不够职业”,尤其是A4纸比较软,揣在口袋里容易皱。“是不是有點太過了?”同事們發起過內部討論,最後還是覺得,既然自然之友提倡“真心實意,身體力行”,那麽把名片遞出去的那一刻,就已經表明了態度。“讓對方知道我們的行動,永遠比要求對方應該怎麽做好很多。”張伯駒說。


經曆了與自然之友“共生”的十幾年之後,張伯駒形容彼此的關系是“互相刻畫,互相塑造”。

2014年,張伯駒和自然之友的同事們在台灣貢寮的有機稻田勞作。


站在真實的土地上


? ?加入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之前,张伯驹已经是“自然之友”。他從小生長在北京植物園,小時候對花草樹木的感受就是“好玩兒”。夏天,鵝掌楸的枝條垂下來,他就在靠近樹幹的空隙裏午睡。他也愛給紫薇撓癢癢,喜歡看它抖個不停的樣子。“你撓撓它,它怕癢”,現在看到紫薇,他還會跟人這樣說。好玩兒不一定是愛,除了一些友善的玩兒法。小時候,張伯駒還喜歡像打仗一樣拿著荊條枝向小刺槐大開殺戒。荊條枝噼裏啪啦沒幾下,刺槐就成了光杆。後來他想想,覺得刺槐長半天挺不容易,三兩下就被搞禿了怪委屈的,于是在小學五六年級時,寫了一封《給小刺槐的道歉信》,停止了“屠戮”。


? ?对大自然比较正式的研究始于北大附中的生物兴趣小组,只是张伯驹仍然“玩儿性”不改。老师在时,就乖乖研究标本、解剖皮皮虾,老师一走,就开始拆显微镜,煮了皮皮虾下肚。即便如此,逛自然博物館、看標本、做實驗,參加在霧靈山、紅螺寺舉辦的環保夏令營,到玉淵潭觀鳥,被老師帶著到北大生物系聽課的經曆,還是爲張伯駒打下了不錯的基礎,生物競賽北京市一等獎、全國二等獎被他收入囊中。“那6年對我的影響真的太大了。學校沒說培養好學生、科學家,而是要培養個性鮮明、充滿自信、敢于負責,對自然尊重,對他人關愛的傑出公民。”回憶這段時光,張伯駒抹淚了。他感歎自己何其幸運,能享受那一段“離經叛道”的中學時光。


? ?考上北京交通大学之后,张伯驹加入了学校的环保社团“绿色之家”,这个社团推动统计校园里各种花开放的季节,给各类树种挂上简介牌,邀请英国生物学家珍·古道尔到校演讲……他也参加了不少国际青年交流活動,并在2005年作为唯一的中国青年代表入选联合国青年环境顾问委员会。去之前,他以为联合国开会的场合都是西装革履,到了现场发现,都是20来岁的各国青年,晚上一起唱歌、跳舞、喝啤酒,比想象的随性很多。校園外的通宵網吧裏,彌漫著煙味兒和打遊戲、聊QQ談戀愛的氛圍,張伯駒在這裏打開MSN,跟各國的青年環境顧問委員討論環保議題。


? ?“那会儿,我们的使命是推动全球的青年人参与到环境保护的事业中来。” 张伯驹回忆,从前在国际舞台上用特溜的英文谈一些特别对的大道理,但慷慨激昂的语调并没有掩盖住“脑中有点空”的感受。这也让他现在对“推动全球”“青年领袖”这类大词儿多有警惕。這些“高大上”的經曆對張伯駒而言更像是“解構虛妄”的過程。因爲早早經曆了這些,反而讓他願意定下心來在一個本土NGO幹這麽多年,“而不會想著一步一步的要怎麽怎麽樣”。


? ?从2006年大学毕业到2012年,張伯駒在自然之友的环境教育部、公共合作部、编辑部、调研部、传播部等部门工作。之后,他去了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继续深造,2013年完成学业后,重回自然之友担任总干事。

1993年6月5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化書院導師梁從誡,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楊東平等開明知識分子在北京玲珑公園舉辦了民間自發的環境討論會。?


? ?自然之友是国内较早参加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本土环保NGO,刚开始工作的两三年里,张伯驹参与到气候变化项目中,跟国际同行、学者、官员有不少交流。“到了2009年,大家(本土NGO)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那会儿有点蔚然成风的感觉。”張伯駒說,“我們飛機沒少坐,每年都可以去不同國家‘打卡’,機票看起來是免費的,但其實是公共資源。”他覺得如果參與國際會議不能發揮應有的價值,也是一種資源浪費。


? “一直在说很对的话”,但能不能根据本土环境议题做些能落地的事情?张伯驹和同事们希望做出一些改变。


? ?2009年,自然之友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淡出,并在这一年成立了低碳家庭项目。经过五六年的探索和积累之后,自然之友带着中国的低碳家庭参加了2015年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跟各国的低碳家庭一起分享和讨论中国居民低碳生活的解决方案。这一次的交流,实际的行动、实际的改善更为清晰,张伯驹形容这种感觉就像“光着脚在真实的地面上说话”。


“我們要找到能夠從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改變。”張伯駒說,“作爲一家本土環保NGO,我們需要思考如何以本土的視角找到本地化的解決方案。”

2015年,自然之友帶著中國的低碳家庭參加了聯合國巴黎氣候變化大會,跟各國的低碳家庭一起分享和討論中國居民低碳生活的解決方案。


讓行動離原因更近一點


? ?2013年初,在过去9年间换了5任总干事之后,自然之友开始招聘新一任总干事。时年28岁的張伯駒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牟路思怡图书馆里写了应聘函。正文裏,他陳述了過往在自然之友的經曆、成長和反思,並指出自然之友的問題所在。如何走出2004年開始的轉型陣痛期,優化機構管理?面對可預測的越來越多的環境危機和行動機會,如何找到和鍛造一套有效的行動戰略戰術,推動真正的變化?張伯駒指出了自然之友所面臨的挑戰並給出了他的破局方案。不久,他得到了面試機會。鑒于自然之友以往的總幹事年齡大都在四五十歲,“都是比較德高望重,有社會身份的(一些人)”,在面試張伯駒的過程中,有的理事比較著重問他的經驗。“經驗不足就是不足,”張伯駒坦陳,“但現在的自然之友更需要的不是一個四平八穩的人,而是能夠破局和帶來變化的人。”接到理事會的錄用通知時,張伯駒意外又高興。“我挺高興,不是因爲他們選了我,而是理事會願意找一個世俗意義上的毛頭小夥子。”他說,“這說明我們的理事會是一個願意做出改變的理事會。”


? ?事后,张伯驹才知道理事会对此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有一些理事担心张伯驹的年轻和缺乏经验会把自然之友“带死”或者带跑了。但当时自然之友的理事之一卢思骋“非常坚定地认为,应该请一个有想法的年轻人做自然之友的负责人”。張伯駒擔任總幹事三四個月之後,時任自然之友理事長楊東平微博發文表示,經過理事會決議,張伯駒通過試用期正式上任,並認爲張伯駒“厘清了行動邏輯,整合人力資源,在機構和機制上有創新”。


? ? 自然之友以“建设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平台,让环境保护的意识深入人心并转化成自觉的行动”为使命。张伯驹一上任便做了更为聚焦的战略规划,并主要在绿色公民的成长和行动、环境教育、环境法治三个方面下功夫。培養綠色公民,將環境保護的口號轉化爲生活中自覺的行動,需要去“影響居民最高重複動作的場景”。倒垃圾、做飯、開空調、用水……這些重複頻率很高的家庭生活情境,變成了自然之友推動節能減排、綠色生活的重要路徑。


? ?自然之友用了五六年的时间支持北京、上海的几十户居民进行低碳改造,并在减少能耗、水的循环利用、有机堆肥、保温隔热等方面积累了“差不多100项改造技术”。在这一过程中,不少低碳家庭成了受到媒体关注的“明星住户”。“這個項目繼續做下去挺討巧的,作爲一個公益項目,有場景感、有故事、節能效果可量化。”張伯駒說,“資金的預算、使用可以做得很好,社會影響力也可以诠釋很多。”但項目做得好看,是否意味著效果一定好?張伯駒做了一個“不是很舒服”的思考,感受到了一種並不喜歡的趨勢——我們慢慢學會了一套特別強的自我诠釋的本領,可以把任何事情都诠釋得特別有社會價值和公共意義。


? ?中国的低碳家庭到巴黎气候大会作分享,可以诠释为“把中国家庭的绿色行动带去联合国的舞台”,“这件事可以说得很漂亮,可以写好看的报告,资助方也会很满意”,但张伯驹总觉得不太踏实。这样做能否真的影响更多公众付诸实际行动?究竟有多少可固化的影响力?他的心里是问号。此後,從擴展影響力和行動力的角度,自然之友把幫助居民改造低碳家庭的項目轉化爲一個集成衆多低碳改造技術的展館。張伯駒形容它是一個低碳生活的樣板房。

自然之友轉而將低碳展館建在一個100多平米的“家”裏


? ?“这个项目原本有不错的预算可以包下一个四合院来做”,考虑到大多数居民住在小区,自然之友轉而將低碳展館建在一個100多平米的“家”裏,以预约参观、工作坊等形式影响更多家庭。张伯驹希望公众通过体验这个集成众多低碳改造技术的生活场景,能够带走一些适合自家的低碳改造方案。現在,低碳展館屬于自然之友的一個項目,張伯駒希望未來它能有足夠的生命力更加獨立,就像自然之友原本的自然教育項目成長爲如今的蓋娅自然學校一樣。

?? 这种“母机构与公益创业团队协同发展的新模式”在自然之友已经越来越普遍,继盖娅自然学校之后,盖娅设计工作室也以社会企业的形态发展。爲什麽這些項目要從自然之友獨立出去?


? ?相较于把这些项目牢牢攥在自己手里,张伯驹更在意怎样能让它们更好地发挥作用。“張伯駒作爲內生型的總幹事,是從基層逐漸做起來的,他知道一些工作當中的問題和痛點在哪裏。”蓋娅自然學校校長張赫赫說,“因爲看到了公益機構做環境教育的掣肘,我們才想到一些新的策略。”在一些公益組織項目資助的邏輯裏,“有限的社會資源應該讓弱勢群體受益”,但張赫赫認爲,就環境教育的有效性而言,目前最重要、最緊迫的影響對象是那些有消費能力的人。“這些有消費能力的家庭正在大規模地開出他們的賬單,如果以公益的方式做環境教育,就要考慮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張赫赫說。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認爲受益人付費的方式更爲合理,于是自然之友的環境教育項目變成了社會企業蓋娅自然學校。對于機構裏有能力、有想法的人,張伯駒希望自己能扮演支持者的角色,在使命和目標一致的情況下,尊重對方業務決策的獨立性。“如果一個項目的領導人不管是戰略層面還是技術層面都超過我,那我再給他的影響就不一定是正面的了。”他說,“機構對非常有能力的人的天花板效應,很大程度上不在于你是他的領導,而是你影響了他業務決策的獨立性。”張伯駒希望未來自然之友也是一個支持者的角色,“不是大家跟我玩兒,而是我支持你,你自己玩兒去”。


? ?推动越来越多的行动很重要,开拓更广阔的行动空间更是“硬仗”。“环境保护不仅是捡垃圾和做自然教育,还要改善水污染、土壤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張伯駒認爲環保組織需要參與環境訴訟和政策倡導以提升信心和希望感,“因爲在這個時代,希望感是很珍貴的東西。”針對福建南平天然林破壞案,自然之友發起了環境訴訟並最終勝訴,這讓涉事采礦企業的違法成本從5萬元的行政處罰變成了“超過200萬元的賠款和修複”。事後,有礦老板跟張伯駒說:“這個案子以後,再談違法開片林子,我們腦中的成本就不是5萬元了。”

貴州鵝掌楸保護案,張伯駒在野外調查


? ?自然之友通过环境诉讼促使具体行业违法破坏环境的成本显性化,与此同时,也通过一系列具体案件推动相关的法律法规更加健全。“我覺得每個案件就像X光一樣,要發現政策和決策的改善空間,並且要推動改變才行,不然就可惜了。”張伯駒形容拓展環保行動空間像“打山洞”,打好了山洞還要進一步穩固住,以免塌方。就環保行動而言,環境訴訟和政策倡導或許是拓展和穩固的重要方式。“公益組織面對環境破壞事件,如果只能曝光,寫聯名信呼籲,那太軟了。”張伯駒說,“公益組織不能總做悲情的角色,而應該通過專業的力量直入問題的核心,法律就是一個專業的力量。”面對問題,張伯駒更看重有效的行動,而非一味高談理想。他認爲理想的火山應該壓到心裏面,“在別人放暗箭、潑髒水,快熬不下去的時候,知道心底還有這個東西可以撐下去,平時可別(輕易)把它拿出來。”



“退半步”


? ?担任自然之友总干事初期,曾经有前辈跟张伯驹说,“你应该是一个leader(领导者)”,但张伯驹更愿意将自己定义为manager(管理者)。他认为中国的NGO现在最缺的就是职业经理人,看起来有点没追求的人,“大家全谈理想了,谁看财务报表呢?”面對情勢,或進或退或是暫停,張伯駒敢于做出接近內心真實的選擇。


? ?2012年3月,同时担任自然之友固废组主管和传播部主管的张伯驹被疾病、瓶颈、人生困惑、个人情绪包裹。他决定给高强度的生活按下暂停键,离开自然之友去香港中文大学念书。爲此,自然之友的同事們出了一期《張伯駒專刊》以作送別。好友靖子寫道:“選擇了去學習,去理解社會的結構,可能是基于這說不清道不明的‘道與術’,這也是我理解的腳踏實地的一部分。”在香港中文大學最初的幾個月裏,張伯駒過足了做學生的瘾。每周四是他最喜歡的一天—先在新亞書院的詩歌課上用盡感性,抛棄一切邏輯;之後跑到聯合書院上政治科學研究方法課,理性挂帥,邏輯嚴謹。那種從極浪漫到極嚴謹的張力甚至讓他興奮得難以入眠。

生活中,張伯駒很喜歡玩滑浪風帆。他說:“在大風浪裏,整個海上只有你一個人,你跟風浪在一塊兒,無拘無束、非常自由,生命非常渺小。那種波浪自由向前的力量,給我生命的動力。”


? 完成学业之后要不要回自然之友,未来是做一名研究者还是行动者,一开始张伯驹并没有想得很明白,直到有一次去香港新界的八仙岭爬山。路途中,他想象著自己作爲一名研究者回到內地,和一名環保行動者坐在方桌的對面,問對方各種與環保組織相關的問題。


? ?当这个场景在脑中闪过,“特别清晰的一个想法”出现了。“我應該坐在對面,我應該跟他一塊兒做行動者。”張伯駒回憶。重回自然之友後,張伯駒從一個習慣性沖向前線的先鋒變成了站在大家身後的支持者。能否沈下心來做管理,站在背後支持大家成事,成事之後又是否能習慣別人站在台前的感覺,一開始他並不確定。“往後退半步的過程確實挺困難的。”爲了更好地實現從“進”到“退”的管理轉變,張伯駒專門請了一個咨詢顧問。但一下子坐鎮後方挂帥讓張伯駒難以適應,在一些事情的處理上,當先鋒的慣性依然不時冒出來,這讓他挨了咨詢顧問不少罵。而當同事真的成長了,真的站到台前,“我發現自己是由衷地開心,”張伯駒說,“這種時候就很清楚地知道,你不想跟他們爭(舞台)了。”


? ?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之前,张伯驹多有顾虑。他觉得自然之友是同事们共同推动前进的,不希望写出来的内容变成他一个人的功劳。他在与同事的沟通中,包括对很多情况的描述,多有谦虚之态。而谈及自己往后退半步的过程,他说:“我做到了,我挺骄傲的。因为这不容易。”因爲發起環境訴訟,自然之友有時會遇到一些被被告“放暗箭、潑髒水”的事情,需要張伯駒面對和處理。前一段時間,自然之友法律團隊的同事找到張伯駒,希望能和他一起分擔。“當時我還挺動情的,但不希望他們介入。”他覺得,讓法律團隊不要束手束腳、瞻前顧後,而是義無反顧地去做他們認爲對的事情,自己就有價值。


? ?在这个时代做环保行动者,张伯驹自知不会有很强的成就感,“可能做了10年的环境诉讼,还是有很多的环境问题,”他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减缓环境破坏加速度的反作用力,“推动改变,尤其是非暴力、非革命性的改变,永远都是在长期博弈的过程中慢慢寻找动态平衡。”但他相信,只要有这个反作用力,加速度就会变小。


文章來源:《中國慈善家》

撰文:張玲????

題圖攝影:張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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